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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讨论金融科技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并开宗明义得出结论：借力金融科技的联合贷款或助贷，不是普惠信贷的唯一解决方案。
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不止一个，报道用长篇幅印证了这个常识。报道中重点介绍了德国的IPC微贷技术和泰隆银行的实践案例，认为IPC为代表的线下风控模式，是普惠信贷的另一条出路。
那么，IPC微贷技术这条路，真的那么乐观吗？互联网银行等机构所拥有的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中的作用有没有被低估？
1、被美化的IPC和泰隆银行模式
“网商银行笔均贷款一般不超过5万元，建行一般可以做超过200万元的，中间区间则可能需要泰隆银行这样的银行去做。”
所谓“泰隆银行模式”，是指十几年前从德国引入中国的IPC微贷技术，以劳动密集型的全能客户经理制度为特征，考察借款人的还贷能力和意愿。说得通俗一点“目前在泰隆银行，一个客户经理平均可以负责100户左右，需要对农村居民一个个建档并跟踪后续服务”；“这是泰隆的商业模式，不需要助贷机构来辅助放贷”。
这篇报道中，对IPC模式产生的效果进行了“美化”。报道说，泰隆银行“净利润增速基本在20%左右甚至更高”。但实际上，泰隆银行在其网站披露的年报显示，从2016年度到2018年度，其净利润的增长率分别为35%、20%、14%（四舍五入，略去小数点后数字）——显然，泰隆银行最近3年的净利润增速在连续地较大幅度地下滑。
深入农村，直接接触农民，贴身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很容易让人想起曾获诺贝尔慈善奖的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1979年， 历尽周折的尤努斯在孟加拉成立了格莱珉银行，向贫困人口发放贷款，支持他们发展生产、改变命运。部分人对这个故事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选用村民当工作人员”、“教育普及”等标签上，好像它跟金融科技没有任何关系。殊不知，几十年来格莱珉银行也在探索发展，并努力与金融科技牵手。就在近日（20191024），格莱珉与中国一家大型普惠金融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而其可能从中获得的恰恰是中方伙伴的“强大的金融科技优势，能在尤努斯希望使用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上给予更多支持和发展。”
普惠金融的世界典范格莱珉银行在积极与金融科技牵手，泰隆银行为代表的小微贷款模式其实也在努力拥抱金融科技。
泰隆银行在其网站发布的2018年年报中表示，“报告期内，本公司采取了一系列信用风险应对策略，并完善以金融科技为依托的创新体系，强化数据驱动，加快模式模型化建设。一是完善大数据平台搭建，引入十大类 外部数据源;二是健全数据化驱动的全流程风险管控……”泰隆银行年报中，并没有出现“IPC”。
2、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普惠金融领域也很突出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发展不平衡，包括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地域之间的不平衡、产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则包括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
具体到普惠金融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在，传统银行倾向于锦上添花，而不愿或者说不敢雪中送炭，越是资金充裕、资产优质的大企业，越容易得到银行贷款；越是初创期、轻资产、新模式、需要较长研发投入期的规模尚小的企业，越难以得到传统银行贷款，虽然它们更需要贷款，而且将来可能为社会带来惊喜——但传统银行不敢也不愿贷款给它们，因为整体风险较高，而要依靠传统的手段为一笔笔小额贷款做扎实的风险评估，成本太高。
泰隆银行的笔均贷款额为30多万元，主要针对小微企业，是基于稳定的社会结构、通过客户经理深入社区对借款人本人及其熟人圈进行考察，按照统一的标注进行风险评估。这一模式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应用于特定对象，确实能一定程度地兼顾到金融的“普惠”和风险的防控。但这类对象的总量是有限的，而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速，总量可能递减。实际上，我国的泰隆银行们和国际上的格莱珉银行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也在积极拥抱金融科技。
而且，由于成本等问题，泰隆银行们也只选择性地触达了笔均几十万的普惠金融对象。之所以不把普惠金融的贷款业务做得更“普”，为单笔贷款更小的借款人服务？主要原因还是成本问题——依靠泰隆银行们的“IPC”模式，他们承担不起服务更“普”对象的成本，主要是人力成本。而这恰恰是金融科技的优势所在。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泰隆银行们能把笔均贷款额降到30多万元已经是一大进步。但是普惠金融提供的服务要“更平衡更充分”，就需要普惠金融更“普”，笔均贷款额更低，触达或者说满足更多更低层的贷款需求。而这恰恰是金融科技的优势所在。
3、联合贷款是推动金融更“普”更“惠”的重要路径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提质换档、消费升级的新阶段，小微企业和个人客观上需要更多、更好的金融支持。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运营成本、风险成本高，是普惠金融推进中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部分传统银行具备直面前述问题的金融科技基础，而新生的互联网银行则在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中央监管部门在最近的文件中，也点名肯定了这两类银行的代表。
2019年9月29日 ，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报告称，“ 积极引导各类机构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如，建设银行‘小微快贷’全流程线上融资模式、网商银行基于线上大数据风控的‘310’模式。”
而除了上述两类银行在普惠金融之路上各自前行外，传统银行和互联网银行之间的联合贷款也开始出现，一些自身缺乏金融科技能力的传统银行与具备这方面优势的互联网银行合作，对普惠金融对象联合贷款。合作双方一般遵循“优势互补、信息共享、独立风控、风险自担”的原则。传统银行借助互联网银行提高审核和风控效率，但具有独立决策权和独立的风控体系。双方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风险，不要求其中一方进行兜底或者担保。
根据银保监委员会相关文件，“普惠金融”指的是单笔授信额度在1000万元以下的贷款，并对商业银行每年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提出了量化要求。实践中，在0—1000万元的区间内，各商业银行优先争抢接近单笔1000万元的蛋糕，这是市场规律使然，无可厚非。但这些“普惠金融”中的“大蛋糕”也是有限的，多数银行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责任角度，都需要直面“普惠金融”单笔额度无限接近0元的那一端，都需要直面与互联网银行联合贷款的课题。
联合贷款实践中，就让各个市场主体基于相关规定，自行判断、自担风险————在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之路上，就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科技的归科技吧。
（作者系章和投资管理合伙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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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9 22: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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