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研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缘定三生471

　　观点集锦 |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20春线上研讨会
　　来源：IMI财经观察

　　新冠疫情给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如何应对成为当务之急。4月11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20春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线上研讨会成功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联合主办、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AIF）协办。会议就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实体企业融资、未来产业链发展、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讨论。
　　会上，IMI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庄毓敏出席并致欢迎辞。IMI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主持会议并发表了开场致辞。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国刚，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IMI联席理事长、瀚德科技董事长曹彤，国际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中证金融研究院院长刘青松，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涂永红先后发表主题演讲。IMI学术委员陈卫东、丁剑平、鄂志寰、冯博、郭建伟、汪昌云、魏本华、张之骧、赵锡军以及IMI研究团队的百余位专家成员出席并参与了圆桌讨论。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对会议内容进行了总结。
　　以下为与会嘉宾的观点集锦：
　　主题演讲

　　贲圣林
　　IMI联席所长、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
　　新冠疫情的全球应对与挑战
　　新冠疫情肆虐给全球带来史无前例的深远影响。对于此次疫情我主要分享四个方面的观察：
　　第一，疫情发展总体来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孤军奋战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视为全球大流行，疫情在欧洲蔓延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美国成为疫情震中的阶段；第四个阶段是目前全球共克时艰抗击疫情的阶段。
　　第二，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四个方面传导。
　　（一）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输入性防控压力将延缓国内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活动的恢复，影响内需；
　　（二）对外需带来直接冲击。
　　海外疫情的大幅扩散，将在短时间内明显抑制常规经济活动，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均面临较大压力；
　　（三）全球产业链断裂，面临重构压力；
　　（四）短期内全球资产可能会为寻求避风港而向中国转移。
　　第三，疫情对全球经济有四大影响。
　　（一）总的需求下降，全球消费及服务业受到重创；
　　（二）全球生产经营几乎停滞，总的供给减少；
　　（三）就业压力增加，失业潮已在美国显现；
　　（四）市场预期恶化，主要经济体PMI大幅跳水。
　　另外，疫情带来的次生风险如债务危机、新兴市场的外汇风险等随疫情恶化逐步显现。
　　第四，全球应对疫情冲击存在四大约束条件。一是疫情爆发前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已相对疲软，动能不足；二是财政政策空间相对有限，全球主权债务高企且杠杆率较高；三货币政策空间相对狭窄，多数国家国债利率进入零利率、负利率时代；四是国际治理机构间的协同合作不足，国际互信缺失。

　　王国刚
　　IMI学术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激活企业间横向金融机制
　　新冠病毒的突袭，打乱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秩序，需要用非常态的思维来讨论金融问题。国民经济运行是人流、物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资源流纵横交错形成的持续循环的动态系统。从实体企业角度看，资金来源可分为纵横两个角度。在纵向上看，实体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与此对应，货币政策的松紧和信贷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在横向上看，实体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股东的投资（即资本性资金）、商品销售和商业信用、实体企业间的借贷、发行债券和出售资产等。从资金供给的条件看，纵向资金供给主要建立在对相关企业的还款能力的评估上，其中包括资信状况、经营状况、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盈利水平等财务指标。横向资金供给主要建立在产业关联基础上，除了需要考虑交易对手方的财务状况外，还包括信息关联、技术关联、市场关联等，因此，有着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实体企业的资金来源中，纵向机制较强，横向机制较弱，形成了实体企业主要依赖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来维系经营运作的格局。防控疫情的同时，复工复产需要加快横向资金供给的机制，运用体制和主干企业的力量激活和拓展横向金融机制，打通堵点、克服难点，推动实体企业的资金流、人流、物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循环运行。
　　2020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有很大压力，要争取下半年经济运行进入常态轨道也有很大难度。从资金链来讲，需要银行系统支持，同时也需调动实体企业间建立在产业链基础上的横向金融机制，发挥主干企业在带动产业链扩展方面的功能。当前形势下，需加紧采取四个措施：第一，加大商业信用的启动力度，以推动产业链的顺畅运行；第二，激活实体企业间的资金借贷，把金融供应链建立在实体企业的产业链上，提高主干企业的金融运作功能；第三，加快公司债券的发行，缓解企业资金来源不足；第四，拓展资本市场渠道，增加实体企业的资本性资金来源。

　　王毅
　　IMI学术委员、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
　　疫情应对政策的一点思考
　　经历疫情至今，有三点想法和大家分享。一是应对疫情的短期政策中，基于流动性支持的政策比基于交易行为收入减免的政策更有效。有些短期应对之举是“战时经济”之策，不能长期化、固定化、扩大化，否则容易产生搭便车、寻租，管理困难。基于流动性支持的政策是有效的。在收入流被掐断的同时，只有降低甚至掐断支出流，企业和个人才能生存。基于这一出发点的停息政策消除了中小企业在6月30日之前的还本付息压力。疫情停止了企业的交易行为，没有交易行为就没有交易性收入，就无法享受基于交易行为的优惠政策。
　　二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张，财政政策相对困难，需要更有力的刺激手段。美联储为了稳定流动性出台了无上限的支持计划，能提供短期流动性、保持市场和资产价格的稳定，但难以传导到实体经济。在中国当下，机构不缺流动性，缺的是项目、有现金流的回报。补充流动性并不能抑制信用风险上升，无法解决中小企业的迫切需求。财政政策理论上有空间，但目前我国还在“活下去”和“保增长”之间抉择，今年财政收支会很困难。如果决定要释放财政政策潜力，政府长期债务货币化是目前不少发达西方国家的做法。但这涉及到制度约束，更关乎长远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何去何从，利弊得失需审慎评估。
　　三是未来产业链向何处去。全球产业链在疫情影响下面临重组。全球产业链是各国分工合作的结果，应对疫情更需要分工合作。国外疫情趋严后，国内对产业链向国外转移的担忧变成了对全球需求消退的担忧。疫情让西方意识到了产业链自主的重要性，开始呼吁产业链回流，希望将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抓在自己手上。这同“不要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雷同，不宜泛政治化去解读。对我们而言，同样需要将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拿在自己手中，才不会被“卡脖子”。

　　曹彤
　　IMI联席理事长、
　　瀚德科技董事长
　　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困境与解决方向
　　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是各界关注的大事，为解决该困境，我们从2002年以来做了无数努力，但目前来看，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有成效也有压力。2012年以来，地方准金融风险暴露，开始大范围治理，主线是“两个回归”：金融回归持牌机构，持牌机构回归主业。这种治理方法使社会风险得以控制，但企业融资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应将银行作为主渠道，同时配合以长期机制。但是，商业银行作为中小微企业贷款的主渠道，在现有政策和环境下仍有很大挑战，核心挑战来自四个方面：风险偏好不支持、资本补充机制不支持、风险技术不支持、负债来源不支持。
　　除商业银行外，还应增加放款机构和资金来源的供给，这依靠于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和多层级的资本市场。地方监管的准金融机构，具有多种风险偏好，不应一味限制，而应将此作为长期机制。同时，除交易所外，中国还有丰富的场外市场，包括地方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权交易中心等，我们要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出来，汇聚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中小微信贷市场。
　　考虑到小微企业的机制仍然存在四个“不支持”，想构建以银行为放贷主体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体系，长期机制就必须尽快的到位。但现有政策偏于短时间的运动模式，虽然有效，但长期、内生性的模式依旧不清晰。需要针对中小微企业通过商业银行融资的四大挑战建立相应的长期机制，并不断完善短期政策。

　　丁志杰
　　IMI学术委员、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金融风暴背景下
　　外汇市场动态分析
　　美元在历次危机传导中都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汇率在危机期间急速升值，这是由于全球避险情绪升温造成流动性趋紧、美元需求攀升。在美元保持强势的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都大幅下降，出现了“货币超贬”的现象，进而导致外债成本上升，形成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补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异象。
　　新冠疫情仅仅是本次全球金融风暴的导火索，而在之前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危机和风险的征兆。自2019年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基本面的不一致性早已埋下隐患，市场多项指标已经发出预警。今年2月中下旬以前，三个异常现象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美债利率倒挂频现，二是美股屡创新高，三是美元指数和黄金价格续刷新高。据此判断，目前的金融风暴演变为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在本次金融风暴中，美元指数高位拉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普遍遭遇了贬值。短期来看这一趋势仍将持续，未来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会集中出现风险暴露。
　　在过去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与中美经贸摩擦阶段相比，人民币汇率在这期间表现得更具韧性、市场更加成熟理性、汇率水平的调整速度也明显提升。我们判断，中国有效的疫情防控和有计划的复工复产以及人民币汇率改革，是过去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在未来依然会对人民币的稳定起到关键作用。但我们也要密切关注全球金融风暴演进的方向和恶化的可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刘青松
　　IMI学术委员、
　　中证金融研究院院长
　　疫情下资本市场的发展
　　和下一步改革的任务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形势非常严峻，衰退已不可避免，金融危机也只有一步之遥，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受疫情和石油两大因素影响，一季度以中美两国股市为代表的全球资本市场经历了价格普涨、 “避险涨、风险跌”、市场恐慌危机加剧、恐慌初缓四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市场表现出了一些相对积极的亮点：第一，市场稳定性增强；第二，人民币资产避险属性增强；第三，股市独立性增强，A股市场受国际市场负向影响程度减弱；第四，市场人民性增强，资本市场人民参与度提高；第五，资本市场结构复杂性增强；第六，市场“晴雨表”功能增强。资本市场的这些表现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一系列制度性的积极变化，增强了我们经济恢复的信心，而为了将来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则仍然需要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
　　逆全球化的浪潮逐渐兴起，资本市场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下一步推进改革应考虑以下六项任务：第一，增强资本市场制度韧性，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第二，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第三，深化改革，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功能，在资本要素配置中发挥更大的决定性的作用；第四，加大双向市场开放，提高国际服务能力和竞争力；第五，进一步加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承载和落实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功能，对冲逆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第六，全面服务新时期国家战略，关注疫情之后，资本市场如何多层次服务好中国可能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国内国际环境。

　　管清友
　　IMI学术委员、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大停摆：新冠疫情超级冲击
　　之下的中国和世界
　　疫情之后可能出现中美经济加速脱钩。如果把贸易战看作是中美脱钩的开始，新冠疫情则会加速这个进程。我将二战结束至今这段时间划分成三个阶段：1945年到1991年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1991年到2016年全球化的发展和落寞、2016年至今特朗普当选总统开始走向逆全球化。
　　新一轮全球化经历了类似过程，发展下去可能形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形成分别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两大国家集团，第二种是中国可能被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孤立。根据我的推演，这样的假定之下可能会出现以下结果：第一个是由于疫情加速中美脱钩，全球产业链开始重构。例如如果未来越南走向美国，我们就需要把原本在越南的很多低成本产业链重新转移回珠三角、长三角。第二个是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金融市场也可能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另外，美国想要说服欧洲重新合作以达到孤立主义的难度很大，首先是因为欧洲也需要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合作；其次，两大国家集团的关系不同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集团的完全敌对的状态，所以美国未必会成功。现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为中国创造了时间窗口，可以尽可能说服美国不要走向对峙的道路，但是我认为这很难。面对国际环境可能发生的长期变化，我们不光要有思想准备，还要有切实的措施准备，而“一带一路”的倡议也为今天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变动做了一些准备。

　　涂永红
　　IMI副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抓住疫情机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面对疫情，人民币国际化面临重大挑战。第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外需下降，对外投资受冲击，海外资产质量下降，导致人民币国际化的两大驱动力放缓。第二，逆全球化与产业链调整可能打破原有的国际产业分工，各国将基于生物、公共卫生安全重新考虑产业布局，扰乱我国国际产能合作步伐。第三，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污名化中国，印度官员公开向中国索赔，可能损害中国国家形象和“一带一路”建设，不利于人民币使用。第四，美元避风港地位增强，人民币国际化道路更加曲折漫长。
　　但疫情也带来重大机遇。首先，中国的疫情防控彰显了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加之对国际社会提供帮助，增强了中国国际影响力和人民币定价权。其次，中国迅速复工复产，明确力争保持预期的经济增长，为人民币持续坚挺提供坚实经济基础。最后，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联储无限量化宽松，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际社会需要更稳健的货币和金融资产，相对稳定和较高收益的人民币手到擒来，有望发挥更大的金融交易和储备资产功能。
　　基于此，我们应采取措施，化危为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外商新的台阶。当前金融市场稳健性较高，发生金融危机概率较小，需重点应对经济危机，继续发挥中国充当世界经济重要引擎作用。实体经济不振和市场恐慌使得美元流动性紧张，我们应多渠道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流动性，尤其是人民币流动性。应加快上海建成全球金融中心的步伐，提高人民币资产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国际化力度。落实金融开放措施，完善人民币国际循环机制，向离岸市场提供更多人民币资产。发挥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的优势，促进跨境贸易电子化，尽快推出央行数字货币。
　　圆桌研讨（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卫东
　　IMI学术委员、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陈卫东院长主要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短期政策考量上，针对市场上的可能不足和物资短缺引起的社会恐慌，要有底线思维。
　　第二，中国经济将进入主要以国内需求支持增长的阶段，所以要考虑当前生产潜能到底有多大，从而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经济增长的速度要确保解决社会就业的问题，但也要避免过度的刺激和不合理的政策给未来的发展造成困难和新的障碍。
　　第三，利用这个机会检视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和短板，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整个社会的系统建设，要从反馈物资供应体系和社会管理网络等方面着手推进；第二，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的物资生产还存在的，例如关键技术、影响供应链体系正常运转的卡口工程，利用这一次疫情揭示出来后要尽快予以解决；第三，要建立更加合理的物资储备方式。围绕这几方面在社会投资、政府购买、税收支持、产业政策、货币政策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措施。

　　丁剑平
　　IMI学术委员、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2013年，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等六大央行将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成了长期协议，这六大央行联盟称为C6。今年3月，美联储进一步联合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等九家央行，将C6联盟扩大为C6+C9联盟，美联储实现美元体系危机下的再扩张，以IMF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有可能被C6+C9联盟的互换协议所取代，而中国却被排除在这个联盟之外。
　　中国需要对美国的做法提高警惕，做出相应的处理，如推进中国与别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在互换协议中增加自主转移财政功能，并尽快将数字货币融入到中国的互换协议和支付协议当中。

　　鄂志寰
　　IMI学术委员、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
　　短期来看，美联储的一系列措施是史无前例的，这意味着美联储已经不止是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也开始承担起整个经济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这样的一个大的变化其实有两点考虑：一是美联储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些风险或者变化；二是今年是美国非常特殊的大选年，政治和金融市场的互动更加微妙。
　　美国这次实际上出现了全面的流动性危机，成因除了疫情带来的避险心理快速上升以外，石油价格的冲击，或者说是以沙特的主权基金为代表的石油美元从全球市场的回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两大因素导致全球从长期资本市场到短期资本市场的各种主要的市场都出现了问题。
　　美联储的措施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紧张，但是上一轮危机的有关应对措施实际成为了加深这一次危机的导火索，例如“沃克尔规则”，在市场流动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加剧了危机的演变。整体来看，美联储也面临着怎样进一步改善宽松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课题，其前瞻指引和量化宽松是否能传导到实体经济现在还存在不确定性。
　　随着疫情的持续演进，全球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构性变化，国际金融市场也在酝酿着一些趋势性的变化，例如利率改革，意味着美元金融工具的定价权由离岸市场转向美国在岸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长期没有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对我国的金融机构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调整，我们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和关注。

　　冯博
　　IMI学术委员、
　　衍生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
　　金衍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
　　新冠疫情影响史无前例，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和影响前所未有，但它终究会过去，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也具有阶段性特点，政策制定在放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收。当前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第一，宏观调控应以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而货币政策则更应关注社会资金流动性。3月份CPI同比的数据大幅上涨，意味着通胀苗头开始显现，目前就要防范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也就是讲保证百姓买到足值的货品与给百姓补贴现金同等重要。从历史上看防范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政府稳定社会的重要方面。第二，需要深化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改革，从源头上让真正的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增加向心力。从更深层次考虑如何从观念上、机制上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问题是当前我国应对未来内外部复杂环境的关键。

　　郭建伟
　　IMI学术委员、
　　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
　　面对大家讨论的形势提出如下应对建议：
　　第一，在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宽松的同时，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增加财政投资来扩大内需，一补公共卫生建设短板、二补数字化产业等新基建短板、三是围绕龙头企业补全产业链集群短板、四补老基建半拉子项目短板，去做市场做不了的事，撬动市场补短板。
　　第二，在疫情防控措施到位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拉动作用，抓紧恢复国内消费市场，拉动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
　　第三，要扩大净出口，按产业链梳理并延至境外合作伙伴形成闭链挂图研判、合力抢救修复，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合作，积极完善国内产业链并向国外拓展。可以用大数据记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人、物、技术、信息、资金等五流信息，在链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开展在链横向信用融资、票据融资及贴现、保理融资等供应链金融服务，挂链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对于无链可挂分散孤立的消费企业，可以依靠担保公司或产业园区平台对其销售收入统一监管来量身定制融资难解决方案。
　　第四，在疫情冲击市场动荡背景下鼓励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融资，借此机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用人民币互换协议支持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同时大力发展黄金、原油、天然气等人民币计价产品满足避险需求。人民币有了黄金等大宗商品的支撑，不仅可以稳住汇率还可以促进“一带一路”等跨境产业链的完善与发展。

　　汪昌云
　　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
　　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院长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引致全球资产价格暴跌在性质上尚属于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并不等同于金融危机危机爆发。按照主流医疗机构和大型投行的主要国别疫情预测模型，如果第一波疫情在本月中旬至五月第1周达到高峰，本轮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大概率不会引发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但会导致很严重的经济衰退。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有四：其一，疫情爆发前对于美国经济将要进入周期性调整是有相对一致预期的，2019年3月份开始，金融市场上就释放出强烈的信号，监管部门和华尔街的主要金融机构均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其二，疫情爆发前，美国银行业的表现十分优异，无论是资本充足率，盈利能力还是资产质量都处在15年来的最好水平，风险抵御能力强；其三，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的沃克尔准则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使得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有效阻隔了股市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尽管该准则遭遇到了华尔街强力抵抗；最后，疫情爆发后美国五大监管机构迅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举措，一方面，谨防流动性危机爆发，另一方面，拯救实体经济，稳消费。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损伤程度会很大，疗伤周期可能很长。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包括，首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救助实体经济，措施要果断，力度要大，小打小闹不起作用，例如在疫情恢复期对中小微企业和规模以下民营企业大幅减免税，免交五险一金（由财政或国有资产减持补充）等。不能全依赖经营风险的商业银行来拯救实体经济；2）2020年我国出口负增长可能很难避免，应该超常规发挥投资拉动作用 - 例如新基建，对于引领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集群的新基础设施加大力度，引导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3）不忘推进改革，破除市场垄断，打掉阻碍市场发育、抑制民间活力的种种桎梏尤其意识形态方面，遏制国进民退的趋势。

　　魏本华
　　IMI学术委员、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
　　习主席在G20抗击疫情的特别峰会上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并表示中国将为国际防疫合作积极贡献力量。建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设立人民币基金，与IMF向其成员国抗击疫情规划提供的资金支持提供共同融资（Co-Finance），融资比例可设为中国GDP在全球所占比重，用人民币基金支持IMF的贷款业务。这将大大提升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并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在IMF的影响力。

　　张之骧
　　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
　　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原执行董事
　　需要集中注意境外形势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昨天发表了一个讲话，指出国际的金融形势是非常令人担忧的，2020年全球经济的低迷状态是不可逆转了，现在寄希望于2021年能否有所好转。
　　重点讲两点，一个是防范疫情风险的同时尤其要注意金融体系安全，马上要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就会专门强调在治理疫情的时候不要松懈对金融体制方面的风险管控。另外特别强调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拿出一万亿来治理疫情，同时要建立一些新的或者充实一些现有的代管机制，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分析，以及如何看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结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情况，如何看待和发挥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重视。

　　赵锡军
　　IMI学术委员、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
　　如果以全球十大上市银行的市值变化情况代表股票市场的变化，以确诊病例数作为疫情变化的主要指标，疫情本身跟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变化没有特别大的关联。
　　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市场变化相对不大，变化最大的是春节后开盘第一天。相比于病情变化，市场更多是因消息对投资者情绪影响而发生变化。美国也是类似，标普500指数在2月20日前后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下行，当时美国疫情感染人数还没有爆发。在新冠确诊病例达到1万人的当天，以及观察感染病例分别达到了10万、20万、30万时，十大银行市值变化均不大。从两者间关系简单推测，疫情对金融市场的第一波冲击已经过去，即新冠疫情通过影响市场情绪，从而对市场产生的第一波冲击已经减退。另外从市值角度看，中资银行的估值水平有所提高。
　　现在要应对疫情的第二波冲击。疫情阻断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影响到投资、消费和居民、企业的正常现金流，进而又会产生后续一系列问题，例如违约现象的上升等。在金融层面，主要问题是企业和居民无法正常履行金融债务的偿债义务，我们要有所准备。
　　另外，现在可能对疫情的影响存在过度解读。相比真实的死亡率，新冠疫情可能更多是心理冲击较大。至于疫情是否会影响全球化进程和中美关系，甚至产生比次贷危机更严重的经济衰退，目前不好判断，但从历史角度看，全球经历过许多战争后各国还是慢慢走向合作，个人认为疫情不至于让大家分道扬镳。即便走向新的冷战，最终胜出的标志也在于经济层面的胜出。归根到底是经济，只要经济能够上去，应该说没有什么太需要担心的。
　　会议总结

　　张杰
　　IMI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应对疫情冲击的近忧远虑
　　历史上每次危机都会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此次疫情所暴露的全球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些问题，值得国际社会深思与警觉。
　　第一，此次疫情是对全球“肌体”的全面检验，虽然最终结果尚未确定，但不同国家的应对绩效似乎已见分晓，一些自诩应急体系完善国家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第二，疫情是对不同经济体制的又一次“极限测试”。历史上看，不同经济体制面对危机时的具体表现存在差异，但每次危机都会促成经济体制的“边际”改变，而伴随于此的体制互鉴总会成为危机长夜弥足珍贵的亮色。
　　第三，此次疫情将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 “固定成本”，并构成永久性影响。疫情或使口罩和测温装置等成为必备物资，这是对稀缺社会经济资源的非经济消耗以及对社会净福利的切割，据此，疫情暴发可视作对各国以往“短视”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强制纠偏。
　　第四，此次疫情将为全球化进程带来冲击，全球既有的供应链、产业分工与贸易格局凸显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大洗牌。对此，中国需谋求兼顾内外经济平衡政策取向以应对外部变局。
　　第五，全球各区域间勉强维持的总体脆弱平衡或将被疫情打破。近年来全球经济的稳步增长在客观上暂时消弭了历史长河中积存的种族、宗教间的相互仇视等问题，而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极有可能使许多问题重新暴露出来。
　　第六，疫情凸显了线上经济的重要性，目前需要对经济运行的线上方式进行准确定位，以便在相关政策的协调下，使其沿着与线下（实体）经济合理匹配的轨道发展，避免造成“线上泡沫”。
　　第七，汤因比预言通过疫情得到部分验证，中国在疫情中体现出的人文关怀堪称典范。再强大的国家都是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在共存中才能求自存，只有参与推动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方能获得自身的长远发展。
　　第八，疫情提前暴露了全球积累已久的“基础疾病”，如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均、不尊重自然、相互不信任、竭泽而渔、人文关怀缺失、高杠杆、社保体系薄弱等等。对基础疾病需采取长期施治措施，同时谨慎采取过激和短视的财政货币政策，以防为未来更大的危机埋下伏笔。
　　（观点整理：陈玉琳、程梦瑶、韩子砚、李昂、李松泽、文锡炜、张耐、周润、朱炳姮）
                                                                                                                                                免责声明：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新浪立场。若内容涉及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勿作为投资依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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