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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 年放开的 " 全面两孩 " 政策，使出生人口中二孩数量不断增加。但由于一孩生育数量下降，总的出生人口正逐年下滑。是什么使女性推迟生育或不再生育？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认为，育龄女性本就容易遭受职场歧视，" 全面两孩 " 政策实施后，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凸显，女性生育权益保障与就业发展权利受限的矛盾愈亦突出，其就业可能面临 " 隐性歧视 " 加剧、职业选择范围更窄、生育二孩后再就业困难等情形。这种状况往往会使一些女性做出推迟或不再生育的决定。
对此，他认为，加强新生育政策下女性公平就业权利保障，是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
在他看来，现阶段影响女性公平就业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传统性别观念认为，男性更适合参加社会劳动，而女性则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抚育子女。对于生育二孩的女性而言，由于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同时照料两个孩子，相应的工作精力必然减弱。这是造成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和歧视的重要原因。
二是用工成本增多。女性产假期的工作空缺需要另聘人员填补，产假期间的薪酬给付使用人单位的经营成本增加，二孩政策的实施，部分求职女性可能要休两次产假，这将进一步增加用人单位录用女性职工的顾虑。
三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局限性。虽然我国《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均肯定了女性就业不能因性别而受到歧视，但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保障措施和明确的保障机构，无法有力保障女性的公平就业权。
四是日常监察不到位。由于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通常较为隐蔽，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无法通过审查规章制度等措施查知，即使有女性劳动者举报，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也仅能责令改正或处以小额罚款，难以对企业起到有效威慑。
五是司法救济途径不畅。招聘阶段的就业歧视不属于劳动仲裁受案范围，只能向法院起诉。但诉讼时间长，程序繁琐，诉讼面临各方压力，且势单力薄，维权阻力大。
因此，李生龙建议，倡导育儿责任分担机制。提倡男性积极参与抚育事务，强化男性的家庭责任，减轻家务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束缚。强化宣传，改变传统的性別意识。完善立法保障，譬如在相关配套立法中，考虑在保证母亲产假的同时增设男性 " 陪产假 "、确立家庭休假制度。
此外，推行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分担生育成本。出台激励用人单位雇用女性员工政策，譬如通过政策性补贴等方式，缩小男女职工雇用成本差别，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对于录用女性职工的企业给予政策激励；将生育保险纳入社会统筹范围，设立生育基金，进一步减少企业生育保险成本负担。
在法律方面，落实落细反就业歧视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定义、表现、范围和认定标准，加大处罚力度。针对 " 全面两孩 " 政策制定细化配套措施，减少家庭生育二孩的顾虑，不断夯实政策落实的基础。鼓励用人单位建立弹性工作制度，为生育期或抚养婴儿的女性提供灵活多样的办公方式。健全投诉处理机制，畅通女性诉求表达渠道，在女性职工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提供支持和帮助。
同时，明确将就业歧视行为纳入监察范围。劳动监察部门应依托大数据平台，建立女性职工招聘和权益保障的常态化监管机制，并将相关情况录入企业征信系统，定期向社会公布。此外，还需发挥工会、妇联等社会机构的监督作用，赋予其相应权利，一旦发现企业存在性别歧视行为，可主动介入协调或提请劳动监察部门解决。
最后，畅通就业歧视司法救济渠道。将招聘环节的就业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仲裁的受理范围，以便女性劳动者维权。在 " 平等就业权纠纷 " 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单独案由的情况下，受案法院应考虑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强化职权调查，积极引导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尽量适用速裁程序，快速审理此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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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5 02: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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