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GDP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北上广深苏超6万

玉雪哀

什么类型的城市，居民拥有更高的收入和获得感？
21 世纪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 王帆
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夯实民生福祉的最根本支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 十四五 " 时期，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到二〇三五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数据显示，2016 年至 2019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6.5%；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 2010 年的 1 亿多人增加到 2019 年的 4 亿多人。
展望 " 十四五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如果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持续提高，扩大消费，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扩大，这是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21 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了 2019 年万亿GDP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作为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它们拥有大量中等收入群体，这些城市居民的收入构成情况有何特点？什么类型的城市，居民拥有更高的收入和获得感？
由于成都和长沙仅分别披露了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未知其全体居民的收入情况，故未纳入统计，广州则根据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镇化率进行了计算，得到全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0152 元，与统计部门的数据或有一定偏差。
最终的 15 座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序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佛山、武汉、青岛、天津、郑州和重庆。
万亿 GDP 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悬殊
如果以 6 万、5 万以及 5 万以下分别作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界点，上述 15 个城市可以分为三个梯队。
位列第一梯队的城市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苏州，2019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了 6 万元，其中上海距离 7 万元仅差临门一脚，这一排序也基本与它们各自的 GDP 排名相对比较吻合。
第二梯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5 万元至 6 万元之间，分别为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和佛山，杭州离 6 万元门槛也仅剩数百元的差距。
第三梯队的城市分别为武汉、青岛、天津、郑州和重庆。5 个城市相互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郑州和重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在 4 万元和 3 万元以下。
除了第一梯队外，其他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 GDP 排名大多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譬如，长三角城市以及珠三角的佛山，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遍好于其 GDP 表现，两大城市群占据了前十中的大部分席位；而 2019 年 GDP 十强之城的重庆、武汉和天津，却在收入排名中名次滑落，尤其是重庆，在 15 座城市中 " 垫底 "，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约相当于南京的一半，并且也低于全国同期 30733 元的水平。
为何不同的城市之间会出现这样的偏离？
从数据指标来看，人均 GDP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前者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产出创造水平，后者则衡量的是居民财富收入。一般而言，人均 GDP 越高，意味着产业附加值越高，相对应的，从事这些产业的人员收入水平也会更高。
上述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前十的城市中，除了佛山，其他 9 城的人均 GDP 均超过了 2 万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已经跨过了初等发达经济体的门槛。青岛、天津、郑州和重庆的人均 GDP 低于 2 万美元，其中重庆仅刚超过 1 万美元，与第一名深圳约有 2.7 倍的差距。
2019 年，重庆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6.6:40.2:53.2，城镇化率为 66.8%，作为拥有超 3000 万常住人口的大城市，重庆仍有大量人口不在城区就业，并且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国同期水平。要提高居民收入，重庆至少可以朝着提升城镇化率以及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方向努力。
增加居民收入的启示
从上述人均 GDP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来看，城市通过产业升级，创造大量新的、优质的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居民收入，形成吸引人才、增加税收、进一步支撑和促进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产业结构之外，还有哪些主要因素在影响居民收入？
按照来源来分，可支配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大项。一般人往往最容易注意到工资性收入，但事实上，一些工资并不高的城市却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中实现了逆袭。
以北京和宁波作为对比，2019 年，两地的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为 41214 元和 33840 元，北京高出约 7400 元；人均经营净收入分别为 1201 元和 10559 元，宁波反过来反超北京约 9400 元。
宁波的产业结构或许不如北京高大上，但作为民营经济发达之地，宁波大量的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获得了较高的经营性收入。这也给了提升居民收入一个政策启示，营造良好的大众创业营商环境，藏富于民，居民收入提高，带动消费，又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此外，城乡差距也是影响居民整体收入的一大因素。2019 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 2.64，这对比 2013 年的 2.81 有所下降，但这也意味着，农村居民收入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以杭州和宁波为例，2019 年，其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 1.82 和 1.77，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浙江省县域经济、乡镇经济较为发达，农村居民也能够获得较高收入。
关于农业农村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单列专章部署安排，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大类别中，农村居民的财产净收入往往大幅低于城镇居民。财产净收入中一个常见的案例是房租收入。
11 月 11 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0 年年会上表示，农村有广大的市场、广阔的投资空间，6 亿农村常住居民消费上来了，可以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增长的强大推进器。中国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要素，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增收入与扩内需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 " 三驾马车 " 中，消费已经连续 6 年成为第一拉动力，2019 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8%，这奠定了国内大循环的良好基础。
11 月 12 日，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顺应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大国经验看，实现经济腾飞以后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消费贡献率普遍也从 50%、60% 提升到 80%、90%。
按照这一标准，中国的消费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扩大消费的最大动力是居民收入的增加。然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有下滑的趋势，2015 年的这一比重为 72.5%，2019 年则降至 70.1%，逐年下降。
从上述 15 个万亿 GDP 城市的情况来看，2019 年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普遍低于全国水平，仅有天津和重庆例外（广州、郑州数据缺失）。
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居民消费受到较大冲击，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 6.6%，而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 0.6% 的正增长，这导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为 62.8%，对比 2019 年的水平下滑了 7.3 个百分点。
在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中，购买商品房属于投资范畴而非消费范畴，故而人均消费支出中并不包含购房、偿还房贷。但对于诸多城市市民而言，这两项是家庭的大宗支出项目，尤其是在万亿 GDP 城市中，不乏高房价之城，高昂的首付支出以及长期负债将很大可能挤压了其他消费。
从扩内需的角度来考虑，一方面，既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这包括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减轻高房价压力等措施，切实提高居民的消费率。